365bet体育在线官网 www.baidushihundan.com   2013-03-13 15:21:33   来源：中国人大杂志记者 张维炜   作者：   点击：

    不知不觉中，全国人代会已陪伴我们走过了近六十载春秋。    其间，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走过了“文革”前后的黯淡蹉跎；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及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的关键阶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几度时代变迁，全国人代会，不仅成为每年共商国是的盛会，更成为传播民主精神、培育民主意识、创新民主方式的“实践阵地”。它将抽象的民主概念具体化、生动化，向公众呈现出中国民主最精彩的一面，堪称中国民主的一张名片。
    对于正处于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攀升的中国来说，随着民主的气氛日渐浓厚，全国人代会也为世界观察、探究“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打开一扇窗，向世人展现着中国在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所表现出的睿智与淡定，以及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形式的自信和坚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行将召开之际，让我们一起回归原点，回顾全国人代会发展沿革的轨迹，追寻那些会议背后的历史故事和瞬间，共同触摸和感悟中国民主的真正内涵。

    人民民主专政的预演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着很深的渊源，由这次会议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民革、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不久，他们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解放区，与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筹备新政协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孙起孟是民建中央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据回忆，当年他和章乃器、施复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解放区，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孙起孟与其他661名代表及75位特邀人士共同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庄严开幕，地点是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
    那天，毛泽东同志在轰鸣的礼炮声中向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万分，不少人眼里含着热泪。这情景深深地印在孙起孟的脑海里。
    会议历时八天，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予其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
    “这次会议的职权可以说极大而且很特殊。”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曾撰文称，它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有专家曾对此如此评价道，如果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比作一场战役的话，那么1949年9月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则完成了战役的方针、原则、战略部署的制定工作。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需要三个条件：即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彻底实现和各届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闭会后，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年的努力，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重大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令人振奋的盛会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那年，25岁的申纪兰作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走出山西的西沟村，进京参加这次大会。
    “接到通知时特别激动，一个妇女能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啊。”回忆起59年前的情景，申纪兰依然激动不已，她记得自己穿着连夜缝制的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着毛驴从村里走到县城，然后乘卡车、火车，辗转4天才走进中南海的怀仁堂。
    与申纪兰同样心潮澎湃的还有袁雪芬，当时她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越剧演员，许多年后她手捧着珍贵的老照片，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如水而来，“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团是个较大的团，有63名代表。有宋庆龄、陈毅、陈云；有作家夏衍；有法学家沈钧儒；有作曲家贺绿汀；有京剧大师周信芳、著名影星白杨；还有杭佩兰、裔式娟等工业劳动模范……”
    从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那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十分广泛，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
    据资料记载，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共选出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少数民族代表178人，占14.4%。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非共产党人士558人，分别占代表总数的54.5%和45.5%，充分体现了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会议准备精心、周到。考虑当时代表中文盲多，专门安排人朗读文件。那时的申纪兰还不识字，投票时，别人告诉她选票上毛主席的名字，她就在后面的方框里画了个圈。
    大会还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这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配了同声传译，对于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尔克孜族这样只有一名代表的情况，甚至为他们配了一对一的翻译。田富达是出席一届全国人代会唯一的台湾籍高山族代表，他回忆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少。”
    几十年后，荣毅仁仍对当年大会上民主融洽的氛围印象深刻。“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因为阶级的隔阂对我话留三分。”
    这位闻名中外的“红色资本家”代表曾回忆说，“每位代表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予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杨海波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是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那年他31岁，五十多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分组讨论的细节。“分组讨论都在各自住宿的饭店会议室，有的小组七八个人就在一个稍大点的房间。通常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大家发言也都很活跃。”
    大会倡导节俭之风。杨海波说，代表们都还保留着革命时期的习惯，每人都有自己的茶缸，饭店的工作人员会随时进来倒开水。但要想喝茶是要自己掏钱买茶叶的。
    当时，人们围坐在广播旁，欢欣鼓舞地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
    全国人代会掀开了我国人民民主全新的一页。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7月21日讲话中曾说道，“小组会上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可见，那个时候的大会氛围就已经十分民主，代表们可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
    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57年年底，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十多项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

    曲折中前行
    但一场政治浪潮打破了平衡。
    1957年夏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矛盾，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政治浪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法制轨道，以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方式迅速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反右”运动高潮中召开。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浓厚气氛。
    紧张压抑，充满火药味的会议气氛让代表们如履薄冰，尤其是知识分子代表更是异常紧张。
    著名作家巴金是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四川代表团。时隔几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在会议期间忐忑复杂的心情：“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
    “那次人代会成了对右派的斗争会。”全国人大代表袁雪芬回忆道：“代表们被‘组织’起来，联合发言。讲话非常小心，心里想说的也不敢说，更不敢单独发言。”
    “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大的工作更是陷入低谷。
    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法制，从1959年至1966年，除了通过几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再未制定出一部法律，立法工作一度停顿下来。
    此外，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有资料显示，从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起，直至二届全国人大的一次到四次会议，都未像过去那样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同样受到殃及的是人大的会期制度，“大跃进”期间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一再推迟，与二次会议间隔了两年。
    但是厄运依旧没有止步。纷沓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对人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践踏和破坏。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
    
    民主思潮破冰
    很多时候，事态的发展必不会永远悲观下去。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经过两年的反思与徘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扫“文革”阴霾,作出伟大战略决策，提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今后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任务，即必须充分保障人民民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全国人大工作在沉寂多年后迎来了绝地逆转的历史时期。
    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隆重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会期历时14天，其中，除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等常规议程外，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
    6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他表示，七部法律的贯彻执行，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文革”重创过后，中央高层开始反思中国的民主制度。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邓小平同志曾表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那次全国人代会启动了我国“文革”后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重建。
    1982年12月4日，经过全民大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经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确立的“民告官”制度把公权力置于法治的约束之下。
    一批护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立法项目步入“快车道”，个人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在全国人代会上相继通过。
    民主思潮的破冰也在一个个细小的变化中逐步显现。
    1980年9月，170多名北京团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这成为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
    “八二宪法”表决通过后，新华社首次报道了全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
    有了这次先河，“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国人大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作了很多民主尝试。
    大会简报是全国人代会的一个窗口，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刘政第一次上会，担任简报组副组长。他记得当时的秘书长王汉斌专门召集简报组负责人开会，强调简报要如实反映代表的意见。“有些批评意见，哪怕是尖锐性意见还是要反映，不要因为尖锐就删掉，人代会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让代表畅所欲言。”这些话刘政一直记忆犹新。
    全国人代会还加快了对公开透明的探索。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领导人举行多次记者会，电视播放实况，引起了强烈反响，民众好评如潮。1988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总理记者会，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进入寻常百姓家。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规则也要法制化。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特别将全国人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列入其中，除此之外，该规则还规定，全国人代会“公开举行”；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候选人的得票数，应当公布”。全国人代会的工作程序日趋规范、科学、民主。

    程序规范化、制度化
    时间转瞬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数十年前相比，此时的申纪兰已经可以轻松地读书看报，同时，她所在的西沟村也开始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申纪兰与村委会领导班子决定，通过兴办集体企业带动西沟村尽快致富。
    小村庄的发展折射出大的时代背景。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渡期，破题“市场经济”，抓住机遇，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成为“两会”议政殿堂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宪法迎来了两次历史性的完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权威上升到新高度。
    修法开辟了共和国立法的新纪元，从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主，到法律体系的全面构架，从初步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国务院机构改革”“港澳基本法出台”“国企改革”……全国人代会关注的热点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代表放下手中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政绩单、成绩表，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家和民族的规划发展蓝图，申纪兰说，在每次全国人代会上，她都会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三农”、教育、惩治腐败等问题提出建议。
    曾几何时，全国人代会上的“反对票”是新闻的热点，而随着人们对民主运行方式的熟悉、适应，“反对票”的出现，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轰动效应，变得司空见惯。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当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交付表决时，177位代表投票反对，644位代表投票弃权，非赞成票数创下新高。
    从“完全赞成”“热烈拥护”“一致通过”，到赞成中有反对、有弃权，表决结果留给历史的远不止票数的变化。有媒体对此评论，这无疑是民主精神的进步，因为允许和保护不同声音和批评正是民主的价值所在。
    过去审议时，代表们把“学习”“汇报”“拥护”挂在嘴边，而这时的代表们说空话、套话的少了，他们用近乎挑剔的眼光在审议，发言愈来愈坦诚率直，直截了当，批评更加尖锐。
    团组审议上，每位代表大多只讲三五分钟，拿过话筒就直奔主题。“话风也体现作风。”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克说，“发言不绕弯子，直抒己见，是如今‘两会’的特色，是团结务实的象征。”
    新闻报道进一步敞开，是全国人代会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标志。
    从八届全国人代会开始，各代表团都设立了新闻联络员，并允许各代表团带随行记者上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的周成奎表示，“这个有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沟通代表同本地区选民的联系。”
    代表们发现驻地的报纸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一些代表边翻报纸边感叹，会议还没开始，“新闻大战”已燃起烽火。
    这一时期，“两会”关注度大增，一些群众用来电来信表达他们的关切，据统计，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收到全国各界来信九千多件。
    更多的公众通过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了解“两会”动态。新华社记者记录了1993年“两会”期间，北京公主坟南侧的一家名叫海鸥旅馆内，一些来自各地的旅客围坐在屋内，争相看电视、听广播，关注“两会”的热闹场景。
    六十多岁的刘师傅说，大家都盼着稳稳当当地过红火日子，“两会”决策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开得成功才能政通人和。一席话说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里话。

    渐进的民主步伐
    “我代表的是两亿多农民工，投票来不得半点差错。”2008年，31岁的朱雪芹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1月从苏北睢宁来到大上海打拼，13年间，这个原本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打工妹”，学技术、学外语、学管理，逐渐成长为企业的管理型人才。
    每次在按下表决器前，朱雪芹都会反复思量。她说，“能在人民大会堂里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表决国家重大事项，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
    朱雪芹的话反映了代表们的心声，她的当选也体现出近年来代表构成不断优化完善的新变化：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大幅增加了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的比例，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了高学历的群体，文化层次也逐年提高。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为例，在2987名全体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2%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
    同样是这年，79岁高龄的申纪兰又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令这位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感受明显的是，在广场堵截自己的记者一届比一届多，其中不乏很多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记者。
    自中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以来，每年的“两会”成为境外媒体的新闻盛宴。海外媒体对此评论称，这些年来，“两会”一个可圈可点的现象是，会议议题渐趋开放，民主空气日渐浓厚，说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透明和强大起来。
    全国人代会的日渐开放、民主还体现在媒体采访和公众参与途径的畅通：为方便中外记者采访，2006年首次开通“网上新闻中心”；2007年首次对外公布各代表团驻地地址和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电话，并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2009年“两会”新闻中心首设网络访谈室，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在线回答网友提问；2010年“两会”首次实行网络直播……
    一个个重大事件的历史瞬间见证了全国人代会民主发展的伟大进程：
    2007年，饱经波折的物权法终获通过，明确私有财产同公有财产受同等保护；2010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并强调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同样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树立起新的丰碑；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人权保障理念获得充分彰显。
    相对于电视、广播的单方信息输出，如今互联网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现在的‘两会’不只是几千名代表、委员的‘两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郑杰表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网络、手机等新科技手段，建言献策，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民主的氛围中，代表依法履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观察近年的全国人代会报道，辩论、争论、交锋等词语频现，围绕农民增收、企业技术创新、保障房建设、医改等社会热点民生话题，代表们大胆发表各自的不同观点，政策建议也在争辩中越来越完善。
    无论是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抑或在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各方官员汇集在中外媒体的“闪光灯”下，面对记者的狂轰乱炸般的提问和围追堵截式的采访，官员们不惧问题敏感尖锐，多了几分“自曝家丑”的从容坦诚，少了一些“无可奉告”的搪塞躲闪。
    “这给省委、省政府很大的教训。”2010年3月6日，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卫留成代表谈到当时炒得火热的海南“毒豇豆事件”表示，事件反映出海南监管的不到位，特别是对农药市场的监管不到位。
    2011年3月6日，在江西代表团开放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代表对有关“宜黄拆迁事件”的提问坦然表示，“互联网大大拉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得上通下达，下行上达有了一个渠道和平台。”并称，“事件已经得到控制，但教训很深刻。”
    媒体对此评论，官员这种角色“复位”恰恰是对“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强劲回归，也是全国人代会对民主发展所做的一大贡献。
    回看全国人代会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之路，从城乡人口选举比例8∶1、4∶1，到“城乡同比”，增加基层代表比重；从全部赞同，到反对票习以为常，乃至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从报道的千篇一律，到国内外媒体的新闻盛宴；从上传下达的政治大会，到汇聚民生民智民意的盛会……一路走来，那些浸润了民主精神的一次次变革之举伴随着中国民主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讨论中，说出自己观点，并试图用自己的关注和言论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也许就是全国人代会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
    

    来源： 中国人大杂志增刊 2013年3月1日